日喀则的商业文明
日喀则城市的选址，颇符合中国传统地理学中“汭”的概念。“汭”指两河汇流之处，选址于此的城市往往具备交通与商业发展的天时地利。回顾日喀则城市发展的历史，并不似拉萨那般悠久，然而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坐拥两条伟大的河流——雅鲁藏布江和年楚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后藏中心的地位，而横亘在其南方不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脉，更像是一条量身订做的屏障，带给这座边境口岸无与伦比的商业价值。因为屏障是巨大的地理差异的表征，因此，屏障两边的物产迥异，商品交换是天然的需求。
江洛康萨——大柏树南边的新房子
先天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日喀则与拉萨迥异的城市发展模式，拉萨建城的基础是宗教与政治，而日喀则的诞生则依托于商业。按照一般政治史的眼光，年建成的桑珠孜宗堡的被看作日喀则城市建立的标志，然而早在13、14世纪萨迦政权时期，当时的夏鲁万户辖下就出现了“充堆古姆”（“充堆”即集市）。藏巴汗掌政时期的17世纪初，又形成了围绕日喀则宗山的四个贸易集市（雄），即尼日雄、却布雄、甲措雄和边雄，并已有了专用度量衡器——斗、升、秤三种。
凭借商业的繁盛，日喀则的城市景观也具备了集权模式以外的另一种可能。拉萨市民口中的“拉萨”，直至很晚近的时期，依然仅仅代指大昭寺及八廓街一片小范围的地域；而日喀则却包容得多，虽然在宗山脚下也有一片被称为“雪”的居民区，但市民们提起日喀则，心中想到的不是某个特定区域，而是一片相互并不连接的自然村。历史文献印证了市民们的“感觉”，日喀则城区最初形成时的基本规划，就是由4个片区和18处市面构成——4个片区是：贝喜措、曲下措、朗西措和雪措（“措”在这里是早期社区的意思）。18户管理市面的人家是：尺桑嘎瓦、欧多、曲地甲瓦、古热强、色强、诺尔吉、萨堆鲁古察鲁、乃西、鲁丁巴、拉日罗马、萨布巴、谢拉瓦、宗萨瓦、甲果朗巴、曲乃、门康、岗局星索瓦、德热巴。
普布次仁离休前曾就职于日喀则地委行署，他居住的这片社区叫做江洛康萨，与之隔街相望的另一个社区叫做帮加孔，民主改革以前，这两片区域构成了日喀则城区的主体。然而，在普布次仁遥远的童年记忆里，如今繁华的江洛康萨当时还只是一片荒地，距离宗堡最近的村落位于年楚河边，这个村庄的人去扎什伦布寺朝拜，因为路途较远，习惯在此打尖休息，渐渐形成了一条叫做“扎冲”的商品街，“扎冲”的意思是“卖草料”。普布次仁家附近就曾有一座大马厩，他记得家中还曾入住过马帮。后来市场日益繁华，出现了“玛荣”（卖酥油）、“糌荣”（卖糌粑）、“夏荣”（卖肉）等地摊和店铺，来自各地的生意人日渐增多，慢慢演变为江洛康萨的“原住民”。在很多日喀则老人的印象里，江洛康萨的居民因为大多做买卖，所以“比较聪明”。而该社区很多房子名称的意思，连主人也未必能说清楚。普布次仁解释说，也许是外来语，也许是失传已久的本地方言。
至于“江洛康萨”名称的来历，普布次仁骄傲地说，“江洛康萨”就是他家房子的名称，尽管他本人也是入赘而来。“江洛康萨”的意思是：大柏树南边的新房子。据普布次仁介绍，这座房子至少有年的历史，他曾见过一张英军于年拍摄的宗山照片，并且很确定地说这张照片就是站在他家屋顶拍摄的；而另一张在宗山拍摄的日喀则城区全景照片中，也可以清晰地寻觅到曾经的那棵大柏树。
不同于繁盛不再的江洛康萨，帮加孔（也被称为“雪”）的商业持续至今，普布次仁说他童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跑去对面帮加孔的甘肃小吃店里，吃瓜子、饼子，还有锅盔。民主改革以前，帮加孔的居民大多是内地来的汉族商户，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和日喀则本地藏族通婚，形成了很多今天所谓的“团结户”。今天的帮加孔，据江洛康萨居委会普穷书记介绍说，社区60％的居民都来自安多和康区，以至于帮加孔居委会经常被人戏称作“安多居委会”。
往昔的驮盐队——一块原本松散的大地被整合的可能与途径
在现今西藏的7个地、市中，论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非日喀则地区莫属。农区和牧区显著的地域差异造就了各种风格鲜明的“土特产”，也为繁盛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机遇。在日喀则，牧业区有：仲巴、萨嘎两个纯牧业县和昂仁、谢通门、南木林等3个县内靠近藏北的部分牧业乡；其余十多个县的大部分地区是农业区或半农半牧地区。牧区的“土特产”主要有：酥油、羊毛、皮张、牛尾、人参果等；农区的产品有：青稞、小麦、豌豆等粮食；而农牧民共有的商品需求则必须由城市提供：大米、红糖、挤奶桶、打酥油茶桶、各色氆氇、木碗、蔬菜等。过去这其中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贸易，莫过于盐粮交换。
民主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不向农区提供食盐专卖，农民吃盐要靠自己解决。而在日喀则的北部和相邻的那曲牧区，遍布着大量天然盐湖，居住于斯的牧民，每年从盐湖运来盐、碱以及自产的畜产品，到农区换取粮食，解决生活中的必需品，这样的场景在20世纪90年代初消失以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食盐的来源地主要有两处，一是如今那曲地区双湖特别行政区一带，那里汇聚着大量天然盐湖。藏北的双湖距离日喀则市区大fqS00至公里，从山问小道直线行走。二是日喀则地区仲巴县隆嘎尔乡的盐湖，亦走小道，直线距离稍近，大约公里。
驮盐队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牛和羊，通常：每年三、四月间，牧民赶上牛羊去盐湖运盐，往返行程30到40天，盐运回家中后休息40到50天，从七、八月份开始，赶上牛羊驮上食盐以及酥油、羊毛等畜产品前往农区交换粮食。牧民们边行走边放牧，日行10余公里，大约行走50到60天到达农区，此时正值九、十月份，农民秋收打场行将结束，农、牧民之间开始进行盐粮为主的交换。交换结束后，牧民在新年到来以前将换来的粮食运回牧区。
盐粮交换的地域范围基本涵盖了日喀则地区现今的所有县、市。在其他地区参与运盐的还有那曲地区的班戈、申扎、安多、比如县和阿里地区的改则、措勤等6个县；而在日喀则地区内参加运盐的有仲巴、萨嘎两个纯牧业县和昂仁、谢通门、南木林等3个县内靠近藏北的部分牧业乡，而所有的农区都无一例外成为驮盐队每年光顾的对象。在交通不便、地域相对隔绝的年代，驮盐队的意义不仅仅是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更成为后藏人开阔地理眼界的绝佳机会，当每一位农牧民既成为劳作的生产者，又成为商人直接参与交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块原本松散的大地被整合的可能与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驮盐队的视野并未受制于喜马拉雅这道屏障，民主改革以前，日喀则西部的仲巴、定日、聂拉木、萨嘎、吉隆、定结等6个县，每年在盐粮交换中从尼泊尔、不丹等国进口粮食约69万公斤。仅江孜一地就有6家大商户参与境内外的盐粮贸易。
时代的发展颇有些遗憾地终结了传统的盐粮交换。家住白朗县杜穷乡曲麦村的达贵，也许是最后一批“驮”盐队的成员。年，他只身前往青海格尔木，将一批盐运回家乡所在的农区销售。不同的是，他的运输工具，不是背负50公斤褡裢袋子的牦牛，而是载重5顿的解放牌卡车。
班觉父子
日喀则市区东郊有一座被称为亚谿颇章的建筑，曾经是十世班禅大师家人居住的地方。居住在离颇章不远的班觉老人，经常来这座院子里消磨时光，镌刻精细的雕梁、色彩斑斓的壁画，常常让他陷入关于年轻时光的回忆。他清楚地记得年6月的那一天，十世班禅大师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日喀则，城区万人空巷、激动人心的盛况。当时，班觉在聂拉木当农奴，因为被主人派到日喀则“支差”，才有机会一睹班禅大师的尊荣。
今年76岁的班觉老人精神矍铄，和我们聊及往事，两眼闪烁的光彩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班觉的父亲出生于仁布县，早年跟随仁布的贵族绒·查巴（宅府在拉萨）做生意。班觉的父亲跟随绒·查巴，在西至亚东、东至康区的辽阔地域上，尽情展示其商业才能。可惜在班觉13岁那年，父亲在昌都一带的萨扎宗做生意时，意外辞世。
子承父业，班觉继续跟随绒·查巴走南闯北，此时，绒·查巴已经晋升为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措吉”（意为总商），班觉也比父亲更频繁地出没于印度和康区之间漫长的商路上。据班觉回忆，当时的进货渠道通常在亚东和帕里两个口岸，以小百货为主，蔗糖、剪刀、针线、笔、布匹等等，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印度出产的一种可以刻玛尼石的铁器，在康区格外畅销。进口商品销售到康区之后，再运回酥油和羊毛，路上大约走8个月，最后到拉萨，把酥油和羊毛、连同牦牛一起卖掉。
17岁那一年，班觉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逃亡。他微笑着坦言，绒·查巴对他还是不错的，决定离开只是因为想寻找更美好的生活。有限的几次行商经历让他看到了实现“更美好生活”的途径，于是，他决定去拉萨。在拉萨，通过哥哥的关系，班觉结识了色拉寺藏巴康村的强佐土登益西，并重操旧业，跟随强佐往返于康区的德格、丹玛与亚东之间，直到民主改革以后，班觉再也不用担心遭到绒，查巴的惩罚，这才安心地回到日喀则。
班觉父子行走在商路上的年代，是西藏商业史上昙花一现的开放期。年，订立不平等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亚东被开辟为商埠。次年，清政府在亚东设立税关。在开埠伊始的年，亚东关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达到41．6万卢比和63．4万卢比，并在此后l0年内逐年稳步增长。年，清政府在江孜设立级别更高的商务局及海关，统管江孜进出口贸易；随后，西藏地方政府也于年在江孜设立商务总管（冲基）。
历史悠久的江孜加日郊集贸市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个“以物易物、朝日举市、午前便散”的传统市场，晋升为一个国际化的商业市场。这个位于白居寺前的集贸市场，传统上以沟通农、牧区的盐粮交换为主，附带一些农牧土特产的交换，市场由白居寺派专职的喇嘛管理，为此，白居寺还特别制作了12杆秤。年，随着《拉萨条约》的签订，英国人在江孜设立商务代办处，促成了加日郊市场的转型。据江孜县党校的巴桑次仁介绍，当时加日郊市场的商户主要有五类：一是帕拉等大贵族和白居寺等大寺院设立的商户；二是西藏各地商人的商户；三是江孜本地商户；四是尼泊尔商户；五是印度商户。市场历史上有过两次发展高峰，第一次是年到年，时有藏商70多家，尼商60多家。第二次是至年间，共有藏商多家、尼商4家、印商3家。
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隔绝、限制了山脉两侧民众的普遍交往，但这种限制本身却也潜伏着更多的需求，因而更加蕴含无限的商机。另一方面，加尔各答一亚东——江孜——日喀则——拉萨这条贸易线路，相对于传统的加德满都——吉隆——日喀则——拉萨一线，显然更为便捷，成本也更低。而在19世纪末，加尔各答相比加德满都，显然具有更强烈的世界意义。早在开埠前的年，印度人达斯在乌金的陪同下来到日喀则，就曾听到一位尼泊尔商人对于生意不景气的抱怨：“过去尼泊尔商人在西藏能赚百分之百的利润，而现在加尔各答商品进入西藏，走的是条捷径，而不是我们以前必须走的加德满都那条线路，所以我们的利润和贸易额都少了许多。”（达斯：《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
藏巴汗
沉浸在日喀则浓郁的商业气息中，我们隐约体味到一种由成熟的商业文明带来的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尽管时过境迁，日喀则早已从一座五方杂处的“口岸”，蜕变为西藏名副其实的“腹地”，然而行走在日喀则乃至江孜的大街小巷，我们依然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源自不同地域文化并行不悖兼收并蓄的遗风。在修复一新的宗山脚下凭吊，我不由得想起藏巴汗。
年1月，葡萄牙传教士卡布拉尔抵达日喀则，见到了那位日后梵蒂冈的文献中被称为“神圣明君”的藏巴汗。一份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信件中，卡布拉尔这样描述藏巴汗：“国王是个只有22岁的青年，非常聪颖，皮肤白皙，有教养，仪表堂堂，他的一大特点是对穷人非常宽宏大量，并且具有自由思想。”藏巴汗为卡布拉尔提供了很好的住房，环境优雅，负担他在日喀则期间的所有开支，并允许其自由活动。卡布拉尔在信件中还颇有意味地提及，藏巴汗是一位“蔑视喇嘛的国王，认为喇嘛是一伙坏人’。
怀揣传教热情的卡布拉尔满怀希望，他自信他的传教会“可以成为耶稣会最光辉的传教会之一”，他甚至将日喀则誉为“通向整个鞑靼、中国和其他许多异教王国的大门”。只是，卡布拉尔也许并不真正理解藏巴汗，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对宗教的热情远远不像他的军事对手固始汗那般崇敬与执拗，他并不信奉单一教派——藏巴汗是噶玛噶举派的施主，也是觉囊派的施主，而他和格鲁派的关系绝非后世格鲁派高僧大德书写的那么紧张。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距离他所居住的宗堡最近、最大的寺院，正是被誉为格鲁派四大寺之一的扎什伦布寺，以至于当藏巴汗战败被擒时，四世班禅和萨迦派达钦(萨迦派的政权首领)都曾为其求情。而藏巴汗对自己本来一无所知的天主教的容忍与所谓的“支持”，或许出自他包容的性格，又或许是他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的表征。
几年以后，后藏被笃信格鲁派的固始汗军队打败，藏巴汗被活捉，抛入拉萨河淹死。杜齐在《西藏画卷》中形象地说：“胜利了的黄教将藏巴汗的名字放在史志的坏人名单里。”然而在日喀则，在格鲁派统治的另一个腹心，祭奠藏巴汗的民间典礼绵延数百年不绝，一直持续到民主改革前夕，这是一种让今人不由得心怀敬意的“地方性”。当代的藏族史学家，如出身于后藏的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已然超越了前辈们怀有宗教情绪的狭隘，在其作品中给予藏巴汗客观而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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